”上海德富中学的设计方、高目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张佳晶说

发布日期：2024-03-10 来源: 本站 阅读量（ ）

建筑本身为人服务，校园设计同时还为教育理念服务。希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物理层面的改变，最终能配合或推动国内教育理念的改变。

在位于北京大泥湾路上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园内，一栋新的教学楼即将结束施工。

这是一座包含了教室、图书馆、体育馆、剧场、艺术中心等在内的综合体，体育馆的屋顶是操场，沿着操场的斜坡走下去就能进到图书馆。和传统教学楼内部空间与空间之间被隔离开来不同的是，大量连桥、落地窗的利用让不同标高的空间在物理层面和视觉上相互连通。

上海嘉定新城德富路上，一所24班制的初中——德富中学今年4月建成。和北大附中的扩建项目不同，这是一所新成立的学校。它的主体教学楼采用围合式布局，呈一个“田”字形，并且采取内外双廊设计。

另一所由OPEN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北京四中房山校区在去年入围了2015年伦敦设计博物馆“年度设计奖”。这所2014年建成、位于北京西南五环外一个新城中心的学校，是著名的北京四中的分校，它被建筑网站Dezeen形容为一个“开放式结构的花园学校”。

北京四中房山校区的功能空间被组织成上下两个部分，不同空间之间以不同方式相互接触、支撑和连接。

近两年，不止是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许多内地新一线城市也出现了类似这种看起来“不一样”的学校项目：在杭州未来科技城，一片由15栋不同尺寸的小体量建筑组成的（分别对应幼儿园、小学和初中）的综合性建筑群正在施工，设计方零壹城市建筑事务所在两年前还设计了一所带空中跑道的小学（浙江天台第二小学）；去年，HHD-Fun建筑事务所完成了天津生态城第一中学的设计，区别于传统教学楼的立方体形态，这所学校的建筑群组呈反向的“S”型。

这些新校园似乎在传递着一个共同的信号——中国教育理念的变革已经进展到需要物理层面的改变来配合的阶段了。

长久以来，中国学校更多是批量化设计。1980年代进入学校的人和现在入学的孩子可能有一点感受是相同的，那就是教室的空间永远是长9米宽6米。在我们大多数人学生生涯的记忆里，一个典型的校园基本都是以一条轴线来创造大致对称的结构——教学空间往往是一个校区的中心——并划分出不同等级的空间，其建筑的外形也多是传统的“方盒子”，这种兵营式或行列式的布局被认为更便于管理。

同时，在中国，关于中小学校校舍的建设也有一套严格的标准——目前正在遵循的是2015年版《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该标准对日照时间、朝向、班级数、班级人数、教室面积等，都有精确规定。

但如果学校的教育理念发生变化了呢？

2014年，Crossboundaries建筑事务所接到北大附中的设计委托。校长王铮正在这所1960年创办的重点中学推行他的教育试验：取消班级的概念，实行走课制，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课程；打破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强调全人教育—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校舍已经无法满足需求。

“这决定了设计上的特点，即建筑内部不应该有明显的区域划分，空间和空间之间应该是一种流畅的、流动的连续”，Crossboundaries合伙人董灏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也就是说，学生能自由地从剧场走到篮球场，在打球的同时还能看到旁边的舞蹈室在发生什么。这家成立于2005年的建筑事务所在北京、法兰克福和柏林设有办公室。

除此以外，教室还被设计成了五边形，传统的教室是标准的长方型，一边是黑板，另一边是课桌。“而五边形的特点就是方向感没有那么强，打破了单一的中心化，就是我们说的，空间能够影响我们的使用方式。”董灏说。

教学活动不只发生在教室里面，草坡上、屋顶山、台阶上都可以。

类似王铮校长这样大胆改革的教育改革者在中国毕竟是少数，前述提到的校园改造项目大部分还是由政府和开发商推动。“以前（事务所的）建筑师是接不到这样的项目的，教育系统比较封闭，除非有这样的外力（政府或开发商）介入。”上海德富中学的设计方、高目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张佳晶说。

德富中学的项目就是由上海嘉定新城发展公司（一家政府企业）公开招标的。“新城公司的一些领导希望改变学校像兵营一样的模式，”张佳晶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一些政府领导也更愿意找我们这种独立建筑事务所，而不再只是直接委托给传统的设计院。”他认为设计院的优势在于安全运转以及对整体结构的把控比较稳妥，但在专业视野上，事务所更能跟国际接轨，二者有效配合是最佳方案，“这是近十年来出现的趋势。”张佳晶说。

他的判断也在我们的采访中得到了印证，几乎无一例外，这些项目的设计方都是独立建筑事务所，而非传统的设计研究院。

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建筑设计师较少参与到教育建筑项目中，还在于教育建筑类的项目并不招人喜欢。和商业地产或博物馆项目相比，教育建筑可能是属于“既不赚名又不赚利”的那一类，而且对于建筑师来说，在诸如教育、医疗、住宅这类讲究实用性和功能性的建筑上，设计师可以表现的空间更小。更何况，牵扯到教育，还意味着要肩负更大的责任。

“但教育正变得越来越热，现在有很多新的学校要建，”OPEN建筑事务所合伙人黄文菁说，“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越来越多的建筑师会或被动或主动地卷入到教育建筑项目中来。”OPEN赢得了万科发起的设计竞赛——万科是房山新城项目的开发商。

OPEN建筑事务所合伙人黄文菁（左）和李虎（右）。

看看最近的政策就知道了。9月底，由北京市教委发布的《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将未来五年北京要新建、改扩建一批幼儿园和中小学列为目标，广州计划在2020年前实现新改扩建数百所中小学，上海市教委也表示将在“十三五”期间新建改扩建150所幼儿园。当然，这也和城市人口向郊区外迁有关，新城建设需要有更多配套的学校设施。

但很多建筑师仍不愿意碰公立学校项目，因为设计规范在短时间内不太可能改变。“基本上你得带着很沉重的镣铐跳舞，”黄文菁说。在参加万科组织的设计竞赛时，她和丈夫李虎（也是OPEN的另一位合伙人）正在给孩子找小学，“他是个内向的孩子，去到那些学校，他就完全不说话，我知道他不喜欢那个氛围。”直到最后找到一所改造过的小学校，这事让他们受到触动。

黄文菁和李虎相信，即便在这些严格的规范下，也能做出丰富的空间来。比如规范里只是说走廊不能做窄，那干脆就应该把走廊做大，拓展为社交空间的场所。“它不止是一个走廊，它像一条大河，河中有些岛屿，这些岛屿是学生练钢琴的地方，是小组讨论的地方，或者是读书的地方。这样它还能把其他空间比如教室、实验室都串在一起。”黄文菁解释道。

走廊被扭曲和放大，它也是一部分社交空间的场所。

张佳晶也对空间育人这一点深信不疑，但他希望能通过设计更深层地触动传统的校园结构——彻底摒弃传统的行列式，采用围合式。行列式，是所有人通过走廊和中间的空间发生线性的联络，而围合式则是所有点发生无序的随意的联络。线性联络对校方来说更容易管理，一个走廊多少个班级很清楚，但从学生的角度考虑，“无序联络才会激发一些各个目的地之间新的线路的发现。”张佳晶说。双廊，意味着学生从教室出来可以有两个选择，而不仅仅是从一个门出，“这两条廊，再加上围合式的几何相乘，可能性就非常多，行走会变得非常有趣。”它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学生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受束缚感。

上海德富中学在设计上摒弃传统的行列式，采用围合式，减少学生的束缚感。

最初张佳晶也有过顾虑，现在的教学楼像迷宫一样，学生会不会迷路？校方是不是真的不太容易管理？“但后来事实证明是我多虑了，学校建好后我回去造访过几次，越复杂越好——我现在不怀疑这一点。”

假如参考业界正当红的丹麦BIG建筑事务所为哥本哈根老海勒鲁普高中所设计的体育馆和艺术中心，或者其他优秀的学校建筑案例，你会发现“开放”“连通”的确是建筑师在设计上所共同追求的。房顶既是室内空间的屋顶，又是室外空间的地面——这个理念在这个项目中被多次运用，设计师在屋顶上开辟了一个小小的入口，让学生可以直抵教室、食堂或是其他公共空间，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北京四中的屋顶也被设计成了一个有机农场。

张佳晶认为，“传统教育模式讲究书本教育，但现在讲究素质教育，讲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以及跟外部世界的互动”。同时学校也不能是花瓶，“看着好看，里子没什么实际的东西，而这样的情况在那些更多追求利益回报的教育投资项目中并不少见。”董灏这样说。

在中国，这套创新又兼具实用的设计逻辑要付诸实践并不容易。尽管张佳晶发现规范上的用词分为“不宜”“不应”“必须”，照理说，“不宜”“不应”的规范是可以改变的，但在这么多年的执行过程中这些规范全被当作了硬性规定。“因为审图还是一些老专家审，所以你只能去死磕。你要像孙悟空西天取经一样，一关一关打，到最后才可以把房子造起来。”

限制不仅仅来自于严格的规范，有时还在于有限的土地，黄文菁和李虎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国内学校的容积率都会控制在1.0左右，但是四中这个项目要求建一个400米跑道的操场，这样一来，容积率就变成2.0了，再加上设计规范中对学校布局、日照时长的限制，“用地一下子就变得很紧张，”黄文菁说，“如果再考虑到往往是整个开发区域里最不好的一块地被划给学校——因为好的地都留给可以卖的那类建筑类型——情况就更糟糕了。”

因此建筑师多会选择在垂直方向上创建多层地面的设计策略。这样一来，学校的功能空间被组织成上下两个部分——下部空间包含一些大体量、非重复性的公共功能，如食堂、礼堂、体育馆和游泳池等，不同高度的空间从下面推动地面隆起成不同形态的“山丘”；而上部建筑是根茎状的板楼，承载诸如教室、实验室、宿舍和行政楼这样一些重复性的和更严格的功能。这跟北大附中的新教学楼在理念上很相似—空间形式是多中心的，而非只是教室这一个中心。

北大附中对大量连桥、落地窗的利用，让不同标高的空间在物理层面和视觉上相互连通。

如何解决有限的预算问题也是一个困难，这决定了建筑师得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比如结构框架不能省，但装饰材料可以，德富中学教学楼的外墙装饰材料用的就是廉价的干粘石。昂贵的材料也未必产生好的效果，“对于还在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你能触碰到的材料都是真实的、和自然很亲近的，这非常重要，因为他看到的东西以后会影响他一辈子”。

关于这一切，要想清楚道理并不复杂，因为建筑本身是为人服务的，学校设计更是为教育理念服务，但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在眼下的中国，相比升学率和声誉，究竟有多少人会在意学校本身的设计呢？

无论是黄文菁，董灏还是张佳晶，他们都在采访中透露出一些遗憾，“教育建筑和住宅建筑一样，它跟体制关系特别近。如果教育不改革，教育建筑设计到北京四中房山校区那样已经到头了。但内部如果有了变化，建筑上会有很多丰富的变化。”董灏如此说道。

“着急也没有用。”张佳晶说他也设想过，我们未来会活在某种矛盾里—身处这样空间里的孩子，却没有看课外书的时间。

好在我们最终仍看到了这些“不一样的”学校，尽管只有时间才能证明哪些改变能带来真正的变化，但有改变，总是好事。

张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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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周刊”】

本文由重庆天曜建筑科技提供